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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
张辉: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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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士”的来龙去脉

士阶层起源于春秋时代。其前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本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平日除习武外也兼管一些基层事务,所以也须习文。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力政,各霸一方,争权夺势,明争暗斗,对于各种人才——特别是能够为他们的霸业出谋划策的谋士——的需求日益月滋。于是,一些偏重于文化工作的士,便由武士阶层脱颖而出,以谋士的身份周游列国,游说于诸侯及其宰辅之间,推销其夺权争霸和安邦治国的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一个新兴的、靠知识和口才谋生而非靠禄田和奴隶养活的文士阶层便应运而生,他们或者隶属和效命于某个旧贵族,或者以待价而沽的方式为新贵们出谋划策。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新兴的商人与自由民阶层也卷了进去,对于谋士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由于“适销对路”,养士成风,文士们的身价与地位也越来越高,终于形成“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的空前态势。这便进一步刺激了大批文士投身于“君人南面之术”的钻研与竞争。

那时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之高,登龙之捷,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也绝无仅有,所以他们才能一开始便高举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纛,成为变革大潮中叱咤风云的弄潮儿。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灿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那可真是中国士人最最光辉灿烂的时代,也是后代士人和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伊甸园”时代。

诸子虽号称“百家”,实则一家,所致力者无非都是对于中华文明发展之道的探索与总结,说得时髦些,就是破译中国文化基因的密码。只不过各有所侧重罢了。他们殚精竭虑,集思广益,身体力行,前仆后继,通过诸侯争霸的政治实践,不断完善各自的学说体系,并经过历史的选择,融会为一整套安邦治国的政治规范体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道统。道统并非一部汉谟拉比式一成不变的法典,而是一些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则,诸如定于一尊和仁民爱物,大同理想和均平观念,敬天法祖和求贤共治,以德治国和以孝为本,民贵君轻和重本轻末,抑制豪强和轻徭薄赋,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时代的变迁,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变化。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主要是待价而沽的自由人,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士,便失去了择良禽择木而栖的自由,沦为不得不从一而终的臣属,诸子百家那种高屋建瓴、叱咤风云、“从道不从君”的豪情壮志与旁征博引、各树一帜、“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创造能力,自然也就相应衰退。于是乎,投靠权势,托庇豪门,以图飞黄腾达或安身立命,便越来越成为士大夫的主流。

二, 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严复,梁启超,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在这里,“知识分子”就是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者。

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把“知识分子”解释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 照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知识分子”条目,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工程师、技师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代表、医生、律师、艺术工作者、教师、科学工作者和大部分职员都属于这一社会阶层。”在具体操作中,我国长期以来是把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划定为“知识分子”。在有关“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中,各部门使用的概念不一样,组织部称“科技干部”,人事部称“人才”。各部门对概念的界定也往往根据自己的工作范围确定,例如统战部就把自己知识分子工作的对象界定为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党外知识分子。

这就是现在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所谓后面,凡是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人都是知识分子。那么,国家公务员即通常所说的党政干部。由于中共实行干部知识化、专业化,这些人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其中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如果仅从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掌握的专业知识水平来看,无疑同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许多人原来就是知识分子。

三, 知识分子在西方仅仅指我们所称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主要来源是法国。1894年法国上尉德雷福斯遭受诬陷,引起了包括左拉、雨果等一批具有正义感与社会良知的人士的义愤。他们于189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分子宣言》的文章。后来这批人被敌对者污蔑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在法国一开始是贬义的,但是同样是指那些受过教育,具有批判意识和社会良知的一群人。因此,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它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是很不相同的。这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由于社会分工,人们的社会功能日益细化,使得人与他人的关系趋向以职业关系为主,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精细的社会分工。西方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东方所谓的“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群众看见你认识几个字就可以尊敬地称呼你是个“知识分子”,但在西方,你就算是个大教授,也未必有人认可你是个知识分子。在西方的社会态度下,一个科学家或学者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关注事关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如战争、贫穷、可持续发展等;一个小说家或电影导演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除非他写作、导演的东西不纯为感官娱乐而或明或暗地触及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社会问题。与此相关,知识分子有一个被认为是基本界说的特殊涵义,即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及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不涉经世济国之道,即便得了诺贝尔物理或化学奖依然不在知识分子之列。有精致之知识者并不必然成为知识分子。相对论并不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对哲学的思考,对社会的评议,对法西斯的愤怒,对制造原子弹的热衷,使爱因斯坦成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发源于西方,盛传于东方。现在看来,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态度,比东方要科学一些“国是”和“民生”之于社会进步乃最一个重要的学问,亦因为常与执政者或社会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是最有争议和最危险的学问。知识常有,知识“分子”不常有。因其知识与“国是”和“民生”相关而卷入社会争议,知识者就成了“分子”。知识分子围绕“国是”和“民生”进行思辨、实证,进行激烈公开的争议,提供新思维,新知识。由于“国是”和“民生”之重要,“国是”和“民生”之辩论重要,因此才障显知识“分子”重要。

知识分子本应是独立的“国是”和“民生”评论家,批评家。“国是”和“民生”难免涉及利益和意识形态,关于“国是”和“民生”的学问自然分成“左”、“中”、“右”。知识分子食人间烟火,并不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绝对独立。亦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努力以“天下”为己任,以社会的“普遍”利益和“普遍”价值为基本出发点。天下”者,所有人之天下也,非农人之天下,非工人之天下,亦非商人之天下。有人问,马克思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当然不是!马克思关心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关心“人类的彻底解放”。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是独立和中立,不去做某个具体社会利益集团的喉舌,也不去作政府的喉舌。一旦成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就丧失了。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士可杀,不可辱”。他们倚“铁饭碗”为生,不贪财,不惧官,正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此,知识分子方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批评家,监督者,思想库,和人才来源。高贵的知识分子与公正廉明的政府互为因果。以欧洲之大,唯英伦三岛能容马克思,连鼓吹革命的马克思都能包容,英国的成功就不难理解了。

  俄罗斯的一位艺术家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而且是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东方学者萨伊德说:“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义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种面对存在而在心理时空建立起来的生存态度。”流亡意味着边缘,边缘意味着独立和质疑。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拒绝附和从属,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他们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努力追求一种非偏狭的视野。”所以,惟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用自己的心灵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类进步的真理。他们不知疲倦,执着探索,永不安居,永远在路上。


四, 我们不要带引号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也即西方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中国春秋的“士”。“士”是中华文明的国粹,其知识结构是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人文知识;知识分子则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识结构是分门别类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和实用知识。但是,现今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素质既没有西方的知识分子高,也比不上中国春秋的“士”。在中国的文化意乐米彩票app下载义里,真正的“士”,是“志于道”的那些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因而这样的“士”,正与西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脉相通的地方。

大致上讲,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有二点基本差异:第一,中国的“士”不象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注重伦理道德,追求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约束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王者师”,以儒学教化天下。第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产物,他们以“市民社会”为其生存环境,可以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民间立足,从事自由职业,独立谋生,在这种环境中相对自由漂游,与现存占支配地位的体制及统治者没有过多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士”则制度性地依附于并服务于现存体制,他们既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又造就并维护了现存体制,并且只有作为统治者的一员或者后备军才有存在的价值,“学而优则仕”正是这种依附性的典型表征。

站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地方往现在看,我们的目光屡屡为中国“知识分子”出没于这段历史的身影所吸引。中国虽然有了“知识分子”的名词和群体,但缺少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性格。只须将中国“知识分子”与有着相似命运遭遇的西方(例如俄罗斯)知识分子稍加比较,我们便不能不为前者随波逐流的软弱根性深感羞愧。这是极易受各种幻念和臆想蛊惑的一群,一支信仰上永远飘无不定所的游牧部落。他们不乏稍纵即逝的热情,却没有一以贯之的勇气。偶尔想采取行动,却又却又怕承担后果。他们把自己搞成一个高高在上的独立的群体,脱离工人,脱离农民,脱离医生,脱离一切具体的职业。表现得非常有人格,但缺少的往往也就是人格。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了政治家们的附庸。作为时代的最善感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的感受到,却不准有效的反馈出来;作为社会的阐释者,他们却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乐米彩票官方网站者,他们却连做作出判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或者是自我放弃了。我们从县乡以上的各级政权都都折腾一帮子文联作协一类的很多组织,并且是用民众的赋税把他们养起来,养起来做什么呢?无非是养一些刀笔小吏来给各级政权歌功颂德。我所在的城市是山西最小的城市---侯马,就近就在某政府部门看到一本书,叫《感动侯马》,我看了下,就知道这书是怎么感动侯马的了。第一,这书送国家的出版法规来看,是一个地道的非法出版物;第二,书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歌颂了一个当地政府的一个领导,文章里写的那些优秀事迹,在我来看,每一件都是这些人的本职工作,只是因为他们做了,就成了优秀事迹,就可以感动侯马了。很多被反复歌颂过的人,到后来都翻身落马,高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那么这其中,将来有多少人会翻身落马呢?如果真的有人翻身落马了,那我们的“知识分子”又颜面何存?

  相比之下,“解放”前还稍微好一些,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解放”后呢?,我们有过能够代表我们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吗?我们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为了自我价值他人价值而进行无畏地抗争的呢?作为唯一能够为中国传播点先进理念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

  因此,我们社会是很需要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这些广大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正如爱默生说的那样,要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然而,在今天,随着独立思考与启蒙者的消失,中国的思想知识界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启蒙者死了,早就死了。他们中有的选择了逃避,像清朝学者搞训诂那样把自己关起来;他们中更有的选择了投降,当他们由“启蒙”衍化成跟政治家一起去“蒙”的时候,启蒙者彻底从中国的天空消失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性?我在写这文章以前,在一个QQ群里问了一下,有人说:爱说瞎话;有人说:只想说不想做,说错了不想改,还想狡辩;有人说:没有勇气,软骨头,跟权势走;有人说:有人说:一群口蜜腹剑的家伙;有人说:知识分子为虎作伥的时候,比虎还要狠。反正没一句好听的。我自己就出了两本破书,叫做《世界论》和《人性论》,可是,如果现在被街头巷尾的人评判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将羞愧难当。

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如网友所言,只想说,不想做,不想做工,不想做农,不想做医生,不想做教师,不想做任何事情,就想做官,就想做官们养的狗。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的缺点,没有吸收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点。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的缺点就是满脑子做官,除了做官,还是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狗,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意去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点就是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该做工人就做工人,该做运动员就做运动员,该做教授就做教授,该做企业家就做企业家,然后我依然还要一个有良知和良心的人,然后才在这个做人的基础上发出我的声音,表现我的良知和良心,然后我才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虽然发源与西方,但西方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体,西方的知识分子在工人、农民、企业家,医生,议员的背后,他们真正做到了与工农相结合,与生活相结合,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知道自己是谁;相反,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在工人、农民、企业家,医生,议员的身前,正如毛某人所认识到的,他们不能工农和生活结合,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光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说句题外话,毛某人也就是因为对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基本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在该用的时候把他们用个淋漓尽致,在该踢的时候把他们踢得满地找牙。三国时期的刘备就做过一个叫做“徐州牧”的官位,牧就是牧羊、牧马,在统治者那里,老百姓无非就是牲口,我们的“知识分子”就最不喜欢做牲口,他们喜欢做一个“某某牧”,或者牧羊犬。所以,他们的偶像就是姜太公和诸葛亮,假装清高得不得了,都想用直鱼钩垂钓,还要让人家连着请三次。不善于做主人,但是还想做主人,其实是最善于做主人的奴才,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劣根的地方。

中国“知识分子”和以前的“士”一样,尽管也讲求“弘毅”,讲求“以天下为己任”,但只是当处于顺境时,才表现出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一旦处于逆境,则转向老庄,退隐田园,即所谓“儒道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话可以有另外的一种理解,那就是:动乱的时候当逃兵,逃避责任,和平的时候出来治天下、当大官、享大福。阳光明媚,他们出来取暖,烈日暴虐,他们去树阴下乘凉。

没有独立的思想,焉能有创新的知识?对官僚体制的依附导致士子们整体的思想贫乏,到处是模仿官话的“官样文章”。起初的官话是创新,由士子们反复鹦鹉学舌之后就成了陈词滥调。我国的“国是”和“民生”讨论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精华与时俱减,劣等诠释却汗牛充栋,士子们趋之若鹜,烂熟于心,以博取学衔和官衔。二十世纪初科举一废,入仕之途骤然中断,士子们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值西人势旺,便转而投靠西人的“主义”。当“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又转而投靠新的各类官版“主义”。“官版”主义衰落之际,又要重回西人的主义。批判的精神向来不入我国知识界的主流。

学衔与官衔之争让“知识分子”傍大官,官僚化。近日市场里的金钱之争又使知识分子傍大款,商品化。知识之商品化尚非大问题,但“知识分子”成为商品,出卖自己,出卖学衔,出卖良心,以金钱而非知识为目的,就是大问题了。而今博士、硕士均有价,不仅官宦,富有的商人和企业家们也经常弄个高学衔“玩玩”。“知识分子的商品化”特别得到“商品化之官家”的鼓励。学问越大,官家发的工钱也越多。“先王之道,后世之师”是金钱所能造就?

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的缺点,没有吸收西方知识分子的优点,所以,他们即不善于做好自己的具体工作,不善于创造性地劳动,不善于拿那些诺贝尔奖,但同时,因为满俯经纶和牢骚也缺少了良知和良心。

有人虽名为“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而是屈服于种种世俗的利诱和压力,沉湎于自家那点可怜的安逸和满足;还有的更是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甚至助纣为虐,有奶便是娘,昧着良心做事。而正是有鉴于此,我们才有必要大声疾呼:“知识分子”千万要自爱,切莫沉沦,更不应堕落。世俗生活无疑是必需的,知识分子不是苦行僧,追求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断改善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应该有更高的价值追求,不能够忘记自己的特殊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超越平庸的层次和自身狭隘的利益关系的局限,切实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 任重而道远,我辈不可懈怠。

五, 带引号的“知识分子”向知识分子回归
  
  中国历来是崇文的社会,虽然经历了焚书坑儒、党锢、清流、文字狱等事件,但“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一直是文人长期保持发展壮大势头的动力。说白了,当官或者当官之狗,就是动力。这样的文人,在当时,获得了最广泛的尊敬。文人不仅以传道卫道自命自高,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使作学问上升到国之昌盛,道之正纯所系,故而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人,是为“四民之首”。民间还有文曲星下凡的说法来比喻文人的不得了。

   新的社会形态的建立,科技的发展,导致“文人”的分工明显。大部分读书人选择了也只能选择各类专科知识,如法律、医学、经济学等。市场经济条件下,谁也不能避免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所有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选择自己的行业,现在,现在作文人,和作其他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此情况下,文化产业实际上成了社会大生产各行业中的一业。这样,从根本上,也从实际上否定了“知识分子”立言载道的传统。

  “道”,现在叫做意识形态,并且成为横压一切的所谓主流。不同的声音及态度得不到阐发与彰显的时候,从道卫道便成了解释与牵强的附和之行了。这种行为本身就得不到社会和历史的尊重。除了一部分以诠释和附合意识形态为生的“知识分子”以外,经济学,社会学及其它学科的知识分子一旦落入了这个巢窠,自然也难免如此的结局。

  一个人从大学毕业,又读研究生,读了硕士又读博士,从学历上说似乎应该算是“知识分子”无疑了。可是偏偏有人不赞成这种结论,认为要称得上知识分子,就不仅应具有相应的知识,也不仅是从事相应的职业,而且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叫做“士志于道”,用西方人的话说叫做“社会的良心”。如果将这方面的规定纳人知识分子的定义,若将其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期望和要求,则是十分必要而恰当的。特别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就更是应该关注这一点了。

知识分子献身于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原本有各种途径和渠道。人类社会本来就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不同领域所构成,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所谓社会进步就是由各个领域的进步汇集起来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不同的社会领域,并以这些领域的不同工作为职业,包括各类技术工作。从一个个特殊的、具体的环节和方面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实现;也不妨碍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员,对社会基本价值和共同关注的问题采取积极的态度。总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拘泥于具体职业和工作的限制,不论在哪里,他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他的境界和品格,都会使他的作为展现出相应的价值意义。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成为人类理性的代表,自觉地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追求科学真理,维护社会正义。他应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先行者和启蒙者,应该具有自主的思维能力和深刻的批判意识,不畏强权,不媚流俗,勇于向一切愚昧、落后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东西挑战。中国的“士”,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以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的传统,而西方知识分子同样不乏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毅然宣告一切宗教的和世俗的存在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重新接受审判,曾是何等的豪气。可以说,社会发展中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与大批知识分子的投入及其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分不开的。而在今天,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同样需要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很好地继承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传统,为推动社会向公民社会进步而发挥积极的作用。


六,“知识分子”向人回归,向公民社会回归

什么是人,人就是你、我、他。现在大家将一个企业喻称为法人,企业的本性是利润,由此而引之,人的本性就在利益之中,简言之,人的本性就是人的利益性,人因利益而生,也因利益而死。由人组成的家庭,企业,团体,政党,政府,国家,这一切都是另一类的人,叫做法人。为什么叫做法人呢?就是说,家庭,企业,团体,政党,政府,国家,这一切和个人在法律上是是平等的,并且最终都从属于个人,服务于个人。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实质。党,政府和国家是依照公民个人之间的约定组成的,在约定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己的职责,但最终是从属于个人的,是为公民个人服务的,所以,过去倡导的那些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这些观念从根本是是错误的,是违背人性的要求的。

我们都是人,但因为有党、政府和国家的存在,我们同时都有一个另类的身份,就是公民。公民才概念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古希腊的雅典和古罗马的城邦时期,出现了“公民”的称呼,也叫“市民”。古罗马曾经颁布过“市民法”,也就是公民法,用以调整罗马市民之间的关系。欧洲中世纪时期,奴隶制的民主共和形式消失了,公民的概念也就不再使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公民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各国宪法普遍地使用了公民的概念。

公民原本就是人,人的本性是利益的,所以自由是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的,所以,公民应该是享有自由的。同时,因为现在的社会结构下,人的本性是分裂的,是分裂成为我和为他两个方面,所以人性中的自由也必然演化成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基本均衡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而要营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谁来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呢?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这个社会的公民。

但是,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我们的检察院是“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更有甚者,我们的教育是“党的教育事业”。人民是谁?我不知道,党也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党自己都说,人民的含义是阶段性的,今天小资产阶级在人民的行列,明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今天还是中国人民的国家主席,明天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叛徒和敌人了。从这个事情上,我死心认定自己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什么“人民”。就算做人民再光荣,我也不做,叫别人去做吧,别人可以号称人民,也可以号称代表人民,我对之不屑。

但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在“人民”之列。是决策层利用的对象,而且自己经常上赶着被利用,以被利用为荣耀,殊不知这也是通往“被奴役之路”。顾炎武认为,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汤恩比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发展的动力,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我国知识界的进步在于削弱官本位和金本位意识,把“分子”看得比“位子”和“票子”重要。否则,这支队伍并不值得世人的敬重,将继续被高压或收买,并被分而治之。

于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显然与我们当前的民众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息息相关,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眼下,我们本土的知识分子就是缺乏这种独立的人格和精神。拍马屁者有之,讨好者有之,甚或不负责任的放言,只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强化特殊群体利益和既得者利益。这种东西显而易见,也会影响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方针,说起来,事关不小。就不能够不在意了吧?

有人如此评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这是一种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格要求。

于是,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三点原则性问题:其一,他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而不是总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所谓“知识分子”;其二,他能够争取自己做为一个公民应该有的权利,并对社会尽到自己应该劲到的义务;其三,他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之“士”的精神,也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半句“则忧其君”,我们大可转化为关注当今政府之行为,要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决不能随大流,跟风起,逆潮流,无百姓,要给予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人文关怀。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知识分子,也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

有的人说,现代社会是分工越来越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等各门学科都越来越专业化,我们不该对其他领域指手画脚:政治的事自由官员解决,经济的事自有经济学家探讨,技术的事就有科学家解决吧,我们是外行,只关注我们自己所学的专业就行了。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因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之中,还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所有的专业化知识都联系着人们一些共同的基本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人的利益和价值,就是社会进步一类的东西。如果经济只让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去解决,就会造成社会贫富严重失衡;如果政治问题只让官员去解决,专制、腐败、效率低下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没有一种约束,克隆人就会在我们身旁横行,原子弹也可能会随时就在我们头顶炸响。我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批判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去讲的,知识分子必须关心人,关心人的利益和价值、公平、正义、道德、理想、伦理这类的东西。

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脱离中古宗教的“俗世”人物。他们尽管多少都有宗教背景,但是他们批评社会则不必根据宗教信仰或神学理论。相反地,他们的凭藉往往只是个人的“理性”或“知识良心”。另一方面,西方中古的“道”寄托在基督教。这是上帝所启示的“道”;其代理人是教会僧侣与神学家——和世俗政治权威并立的精神权威。因此,近代西方知识分子不肯自承源于这个宗教传统,因为他们已不复遵守“凯撒之事归之凯撒,上帝之事归之上帝”的原则,他们要管的正是凯撒的事。

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脱离中国的宗教,那就是借“人民”之口而实行的思想专制。目前,摆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学会怎样去做一个公民,然后,大声疾呼,再告诉大家怎样做一个公民,等我们大家都不做“人民”,都学会做一个公民,那公民社会就距离我们不远了。

如果我们都怕,怕到怕做一个人,怕到怕做一个公民,怕到连话也不敢说,那我们都活该被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