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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一场灭心的运动
返回大道的过程
——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受奖辞
于 坚




获得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我感到荣幸,在此我对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在此时代,为诗歌颁奖并非易事,它要么由于矫揉造作而成为有辱斯文的笑话,要么因为不公正而进一步败坏诗歌日益狼籍的名声。但同时,公正的高质量的诗歌奖当然也会为诗歌在公众中赢得小小的名声。但在今日中国,后者非常难得,因为无心人是如此的普遍。
1966年的文革其实是一次巨大的“灭心”运动,它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日常生活,更是中国之心。“在灵魂深处革命”最终导致的是心灵和良知的虚无,导致了无数的死魂灵。
殊途同归的是,这种以“生活在别处”为特征的死魂灵与西方物质文明所创造的“橡皮空心人”并无二致。并非危言耸听,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心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后现代的游戏精神为“灭心”开辟了更为冠冕堂皇的康庄大道。任何自命的公正,最终我们都发现其中暗藏着的简单利益或者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怎么都行”——总是与某个私人的精神空虚相关。
心并非某个时代的心血来潮,心是有传统的。失掉了心,一个国家就会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丧失基本的价值尺度。1966年的胜利在于,它用泛意识形态全面地取代了心灵世界。基本的价值尺度并不高深莫测,人之初,性本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邻人,羊只、粮食、水、空气和布匹是天然可以信任的。生活在对水和邻居的质量和人格的怀疑中比生活在沙漠和集中营里更可怕。其实今天我们内心的疑虑已经不只是人们是否有心,这种疑虑已经蔓延到对最基本的事物的信赖,对水和盐的信赖。
相对于我自己时代的文化,我的写作是一直是一种无效的抵抗。我试图在汉语世界中重建人们对基本事物的朴素迷信,我绝不是空虚无聊的诗歌花样的实验者,我的写作乐米彩票app下载是心灵的写作。
在这个“拿来主义”盛行、彻底唯物、维新,创造力日益式微的时代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在未来主义文化高歌猛进的氛围中长大,但我从未接受未来主义的价值尺度,我不相信“进步”神话,我相信世界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基本的价值尺度,必须有某些连革命也奈何不得的东西,例如草根。我的基本思想来自民间,民间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一个过日子的地方,民间是那些过眼云烟底下的部分。在1966年,当书籍被烧毁,图书馆被查封,教师们被流放,是民间向我启示了生活之道。我外祖母是一位伟大的民间人士,因为1966年的某一日,她在一个高音喇叭响彻的黄昏中对我说,把窗子关起来,拿碗筷。
我曾经说过,文革之后,在这个国家写诗是一件勇敢的事情。世界的方向是进步,因此诗是一种绝望。诗是一种绝望,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大地从未进步过,大地是没有希望的。而诗歌所要表达的是天地之心,因此它从来都是一种绝望。文以载道被当代文化完全曲解了,道并不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道永不前进,永不指望。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诗可道。诗就是与世界的所谓进步方向背道而驰,穷途而返,返回大道的过程。诗是绝望的,每个时代的诗歌其实只是对绝望的重返或者坚守,它没有光荣更谈不上虚荣。
我理解的诗歌中的先锋派是一种落后或者后退,它是绝望,而不是未来主义。
诗人这一行自从《诗经》问世以来从未进步过,我的种种努力无非是要能够再次像千年前的汉语作者们那样在隐秘的喜悦中觉悟、载道、道可道。
你们今天在这里为这个时代最落后最古老最无前途并且总是在过时的精神活动颁奖,你们也许意识到,尽管此种组合汉字的手艺毫无用处,但会缓解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在心灵部位的空虚。

于坚 1954 年生,诗人、作家。 早年当过工人。1984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主要作品有:长诗《 0 档案》、《飞行》;诗集《诗六十首》、《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便条集》《诗集与图像》;散文集《棕皮手记》、《人间笔记》、《棕皮手记·活乐米彩票页夹》、《丽江后面》、《云南这
边》、《老昆明》等;文集《于坚集》5卷,收入作者 1975-2000 期间创作的诗歌、散文、评论和图片,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评委会授奖辞
多年来于坚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前沿。他旺盛的创造力与他的勃勃雄心、他常变的风格相得益彰。无论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称颂者还是日常诗意的发现者,是从事激进的的语言实验还是冷静的物象研究,他的写作始终在俯身探索诗歌原发的、自在的、难以释义的魅力根源。他的诗自由地穿行于生活场景和白日梦、精密的刻画和陡峭的反讽之间。他对语词的具体性、在场感的强调和出色运用,有力地矫正了当代诗歌中不及物的高蹈倾向,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上,改变了我们看待诗歌中词与物关系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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